Sunjingkai的博客儒法国家 中国历史新论（赵鼎新）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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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ucian 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总序
“习坎示教，始见经纶。”这是近百年前马一浮先生所作之词，意在申明浙江大学“求是”“求真”之宗旨，并期待教育应如流水静深，言传身教方能培养经世济国的“经纶之才”。而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开始之际，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也许是信仰教育救国的中国学术前辈难以预料的。
20世纪建构的政治价值和制度正面临着各种困境，文艺复兴后产生的各种近代思潮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宗教势力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在全球很多地区发生了回归。欧美的主导价值-政治秩序不断受到移民问题、族裔冲突、宗教/价值观撕裂、阶级矛盾、疫病持续等多方面的挑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正在重组；环境危机、资本金融化和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既有政治经济秩序带来多重的冲击，而国际犯罪和全球流行病也在不断挑战民族国家的权力边界与治理框架。概而言之，国际关系、政治治理模式、国家合法性基础乃至国家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都面临着重塑。这种种的不确定性，使得既往社会科学的定见和浮泛经验很难提供新的教谕，遑论培育我们时代的经纶之才。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社会科学对于急遽变动的现实是失语的，或者继续坚持着某种一管之见的启蒙思想，或者停留在过去的安稳幻觉之中，或者梦想回归某种时空倒错的“传统”，或者把急就章当作新时代的宏大方案。
在此种背景下，“经纶文库”秉承“求是”“经纶”之精神，力图尝试打破学科间的僵化藩篱，引介一批国外优秀的社会学作品，涵盖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领域，并推介国内若干高质量原创作品，以期对现实有所诊断，对学术发展有所借鉴；同时，涵育一个开放和多元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公共讨论，培育能坚持理性精神、直面新时代的社会科学。“经纶文库”亦获得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与浙江大学联合设立的“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支持。
“经纶文库”将秉持两种重要的精神。一是所选作品多有内在的历史维度，而无论其是否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对于长时段历史的观照使得这些作品秉持更为宏大的视野，关注宏观的结构和思潮的变迁。这一方面使得作品拥有更长久的学术生命，不随流行议题的流转而消退；另一方面也是重新建立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联系的一种思想实验。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作品把历史作为一种对话的方法，期待经由历史来认识当下，并窥探通往未来的道路。二是文库作品在关汪当代主导中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秩序中的结构性变化，并以切实的实证经验研究来诊断和回应现代性的迫切危机。其中的主要议题将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建构的历史与当下挑战、社会运动的结构性变化、精英联盟（或联盟破裂）的机制与政治后果、发展型国家的过去与未来、政治/经济理念的建构与流变、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等。这些作品将提供难得的比较视角，使读者更深入地理解现代性如何以多元形态展开，以及当下中国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经纶之术。这既是20世纪初精英教育精神的延续，也是对新的时代的回应。我们希望，这一努力能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讨论的催化剂，以延引和启发更多的读者，来共同认识和回应当下的困境，创造新的时代。
是为序。
赵鼎新 朱天飚
2021年12月30日
前言
这本书写作的源头可以回到1974年。40多年前，我还是宁夏银川一家工厂里的工人①，厂里的一位宣传干事组织了一个写作小组，我是其中的一员。在1974年初，政府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而我们厂的这个写作组就是这场运动的一个基层组织。林彪是战争年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同时也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支持者。1969 年，林彪在“九大”中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之后，林彪很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1971年9月13日，林叛逃苏联，机毁人亡于蒙古国温都尔汗。1973年，在毛泽东提出林彪“尊孔反法”后，“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展开。从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开始，就有很多受过教育的人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积病积弱的根源。江青以“批林批孔”运动的负责人自居，以此来攻击作风温和、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总理周恩来。
在这场运动中，一批御用文人采用了高度庸俗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写了大量文章。他们把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前进的动力，把所谓的儒法斗争”看作中国历史上阶级斗争的主线。孔子和儒家思想在这些文章中遭到了贬低，而林彪及其追随者则被刻画成罪恶的儒学在当代的化身。我们写作小组的任务非常简单：撰写教条的文章批判林彪和他所谓的“追随者”，并将林彪的“叛国”定性为儒家思想的恶性遗产。我当时毕竟年轻，也富有热情，我想相信这批御用历史学家。我也怀瑞着真诚的希望去理解中国的历史，试图写出揭露过去和现在恶习的文章。对我而言，参与写作组意味着严肃的阅读和思考。
我们这代人成长于一个极其畸形的环境。在参加写作小组之前，我从未有机会接触过任何古代中国哲学原著或者由专业史学家撰写的作品。而加入这一小组使我第一次有机会阅读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管子、韩非子等人的哲学著作，以及由西汉学者记录整理的《盐铁论》和由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创作的《封建论》等历史名篇。这也是我第一次深入阅读由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等人撰写的作品。虽然我当时的知识水平极低，所看过的一些当代著述的观点也比较机械，且我也并不了解这些著述产生的历史背景。但即便如此，直觉仍然告诉我：中国古代的哲学是高度折衷的，中国历代思想家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法家或儒家。我感觉中国古代的历史似乎并不是什么儒法斗争史。
这些疑惑令我感到惊惧。因为在“文革”时期，独立思考是非常危险的事情。1970年，银川有三位青年因为组织了一个名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学习小组，并且发表了一些独立的观点而遭到严酷的迫害。在我们厂里，有一位青年工人在小组会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②，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我看这里面不就说了一些大实话吗？”而受到批判并被处以记过。在这种环境下，沉默就是对自已最好的保护。结果，在参加学习小组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没有贡献过一行字。我能看出厂里的宣传于事对我的失望。我有时也自感惭愧，特别是与我的一个好友相比一一他在小组中脱颖而出，连续在当时国内各大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笔锋犀利，所向披靡。③但是，我在写作小组的经历是十分宝贵的。它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在当时本来是很难接触到的古籍，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春秋战国（前770一前221年）历史的兴趣大大加深，这一时期正是儿大中国古代哲学的发端之时。本书中提出的若干问题就可以追溯到我在宁夏生活的那段时期。但是随着我读的书越来越多，一些老问题被摒弃或重新思考，新的问题不断出现。
毛泽东在1976年逝世。此后不久，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1977 年，中国大学恢复招生，我幸运地通过了高考选拔，在1978年进入了复旦大学。虽然我在复旦主修生物学专业，但是我依然保持着对政治和历史的兴趣，广泛阅读了相关书籍。在各种书籍中，有一本书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那就是金观涛和刘青峰所著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该书提出了帝制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各个朝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免不了出现官僚体系膨胀、专制腐败、士地兼并恶霸横行等无组织力量”的发展并最终导致王朝的跨台。但是，由于中国存在着儒生这样一个阶层，他们所持的儒家学说为建立新的国家结构起看理论指导作用，而儒生本身文是王朝重建的核心力量，所以帝制中国的新兴王朝总是旧日王朝的翻版。帝制中国“系统”这种强大的“修复性机制”使得它在朝代更替中永远停滞不前，成为所谓的“超稳定结构”。这使得中国的专制体制得以延续，也使中国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实现向工业资本主义的突破。
从我现在的学术标准来看，这本书的局限性很明显，但当时的我可不这么认为。金、刘两氏的著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在唯物主义历史观被庸俗化的当时，此书读起来让人有耳自一新之感。彼时，我们还没有机会阅读更多最新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此书对那个时代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具有启发性和影响很正常。也是在这本书的刺激下，我重新思考那些我还在工厂做工时期就在琢磨的问题。带着更为专注的兴趣，我开始阅读大量历史书籍。汤因比（Arnold Toynbee）、魏特夫（Karl Wittfogel）、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著作向我纷至查来。甚至在1986 年转到加拿大攻读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之前，我还读了马克思·韦伯 Max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990年，我弃理从文，在麦吉尔大学转攻社会学博士学位。我非常感激麦吉尔大学在这一方面给我至深影响的两位教授。一位是唐纳德·冯·埃森（Donald von Eschen）。在两个学期由他讲授的有关社会变迁的课程中，他向我介绍了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伊曼努尔·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以及许多其他一流学者的著作。可以说他在我身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督导我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助我摆脱来自我原先作为自然科学学者的局限和偏见。唐纳德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敬业的老师，他的教导非常宝贵。另一位教授是约翰·霍尔（John Hall），他的课“国家社会学”令我大开眼界。我们在课堂上阅读讨论当时他刚出版的新书《权力与自由》（Powers and Liberties），在该书中，他对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欧而不是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发展起来的原因有经典的分析。这本书还启发我意识到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有看非常关键的连结。当我在课堂内外阅读了约翰推荐的大量的最前沿的历史社会学著作后，他又引我来到了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与迈克尔·曼（MichaelMann）的著作面前。这两位学者的学识为我设定了一个我当时渴望达到的新标准。正是在上了约翰的课后，我对中国历史型态的普通兴趣才得以升华成一个理想的研究计划。我将永远铭记约翰对我的教导和我们的友谊。
这部著作得以完成，离不开众多学者、朋友和机构的支持。下正民（TimothyBrook）、许倬云、孔烽（Ho-fungHung）、戴梅可（Michael Nylan）、普鸣（MichaelPuett）、夏含夷（EdwardShaughnessy）和余国灌（AnthonyYu）阅读了全部或部分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批评与建议，我不胜感激。对戴梅可教授，我尤感敬意，她一丝不苟地阅读了整部初稿，给我寄来了超过30页单倍行距的评语，除了助我加强论据外，也帮我避免了许多令人难堪的错误。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许多其他社会学同行以及政治学者或完整或局部阅读了我的初稿，或者就本书的话题与我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他们是安德鲁·阿伯特（AndrewAbbott）、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托马斯·特曼（ThomasErtman）、彼得·伊万斯（Peter Evans）、金世杰（JackGoldstone）、约翰·霍尔、凯瑟（EdgarKiser）、爱德华·劳曼（EdwardLaumann）、乔治·劳尔森（GeorgeLawson）、唐纳德·莱文（DonaldLevine）、迈克尔·曼、约翰·列维·马丁（JohnLevi Martin）、麦克亚当（DougMcAdam）、白威廉（WilliamParish）、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Scheidel）、魏昂德（AndrewWalder）以及已故的查尔斯·梯利。他们提出了不胜枚举的精辟的建议，他们的这份慷概和友谊，我将永远珍视。我还要感谢2010年10月在巴黎举行的中国国家历史论坛的参会者，特别是让·菲利普·贝贾（Jean-PhilippeBeja）、潘鸣啸（Michel Bonnin）、弗雷德里克·王（FredericWang）及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他们全都阅读了我的初稿，给出了关键和富有建设性的评价与建议，促进我进行新一轮的修订。陈彦堂、宋镇豪、王明苓与张立东，还有许多其他中国考古学者，在我的田野调查中对我有很多帮助，谨致谢枕！
我的学生JeanLin、孙砚菲、田耕、王利平、张杨阅读了全部或部分初稿，给了我许多有用的反馈。林芬、毛睿曦和钟星也辅助了我的研究工作。有这样一群无论是仍然在读，还是业已毕业的学生，我都为之骄傲与自豪。
这本书的许多部分曾经在工作坊、研讨会、论坛等各类形式的场合展示交流过。这些场所包括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西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一香槟分校、多伦多大学、西安大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武汉大学。在此期间得到的反馈意见帮助我完善了许多薄弱之处，一并表示感激。
我还要感谢诺布尔·李察（NobleRichard）女士对英文书稿出色的编辑工作和富有洞见的评论。没有她的帮助，这本书不会有自前的样子。同样感谢芝加哥大学约瑟夫·雷根斯坦图书馆（TheJoseph RegensteinLibrary）的塞缪尔·布朗（SamuelBrown）先生，他帮助我制作了书中所有的图表。
我的研究得到芝加哥大学戴维·格林斯通（J.DavidGreenstone）纪念基金和中国委员会研究基金的资助。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了我2006一2007年的学术休假，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在那期间完成的。2009一2010年我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我在那里完成本书的第一稿。研究中心的罗伯特·斯科特（RobertScott）与佩克尔·哈玛莱宁（PekkerHamalainen）给了我许多建议。我谨向我在研究中心受到的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层面的支持表示感谢。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要衷心地感谢周轶群。多年以来，她一直支持看我的这项研究计划。她多次阅读了本书初稿的每一章，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批评数不胜数。如果没有她的帮助，这本书就不会有现在的模样。我感谢沈文璟和郦菁对本书英文版的整体性阅读以及在翻译等方面所提出的宝贵意见。
1.我是在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离开上海去银川的。1970一1978年，我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一家工厂做工。
2.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51）。刘少奇曾任中国国家主席，“文革”期间被斗倒，1969年逝世。
3.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后，我的朋友为他在写作中无情的个人攻击承担了后果，他很多年被禁止研究生学习。
第一部分 问题与理论
绪论
本书是一部旨在对中国历史型态作出解释的社会学著作。我使用“中国”一词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实际上，它所指涉的是一个版图在历史上时有变化的地区，在那里，汉字作为主要的书面交流工具，而其居民则凝聚于一个虽有更新变化但终可辨识的文化综合体内。这个文化综合体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文明”。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由绪论和理论概述所组成。第二部分中的两章分析了中华文明的形成期，即西周时代（约前1045一前771）的政治、社会、思想与经济背景，同时也对这一时期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有所讨论。第三部分是全书的核心，涵盖了自春秋战国时代（前770一前221）至西汉（前206一8）初期的历史①。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大约与周王朝势力衰落到秦一统天下的“东周”时代（前770一前249）相重合，故以下对这一时期亦以“东周”相称。第三部分的六个章节研究的则是那些激发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市场关系与官僚制帝国的兴起或至少是使这些历史现象得以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因素与历史动力，同时探讨了秦的统一与“儒法国家“在西汉的肇始。
本书采用香尔斯·梯利（CharlesTilly）对国家的定义，即国家是“在相当规模的领土范围内，一种有别于家庭与亲属组织，在某些方面凌驾于其他社会组织之上，行使强制性权力的组织”②。本书中，“帝国”这 一称谓具有特指的含义，指的是前现代农业国家的一种类型。这一类国家控制着多个城市中心，拥有广阔的腹地，对不同种族背景的人群实行因地制宜的统治。由于前现代国家的社会渗透能力有限，帝国对于地方社会和边疆地区只能实行间接统治③。
“儒法国家”这一政治型态形成于西汉，并在此后延续两干余载。“延续”一词绝非意味着这一政治型态历经两千多年而无任何变化。确切地说，这种型态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并且，它的某些特征对于统治者和上层集团具有长久的吸引力。因此，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多多少少试图改良它，而非将它抛弃。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政治体制富有弹性，以至于尽管自北宋（960一1127）起，中国就在世界上一直保持着经济繁荣与技术领先，但却并没有像西欧一样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对于这一结果，我不作任何价值判断）④。由于对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而言，“儒法国家” 政治型态的长期稳定性以及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可能性都是非常流行的论题，我决定在本书第四部分的四个章节中，根据本书的理论框架来讨论儒法国家如何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模式，并以此作为本书的一个超长的结论。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力图将“竞争/冲突”的逻辑加入迈克尔· 曼（MichaelMann）版的韦伯式理论中，以发展出一套新的历史变迁理论⑤，并探索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一一我尝试把结构分析与机制性解释统一起来，并将历史的时间性（historical temporality)作为一个关键要素融合在本书的叙述、解读（interpretation）和解释（explanation）⑥之中。
本书既是一部历史学作品，也是一部社会学作品。说它是历史学作品，因为本书以过去发生的事情作为分析对象，故而注重历史情境与时间性（temporality）问题。当下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历史既没有目的（nonteleological），也没有方向，甚至是偶然的。在这一观点的引导下，今天的历史学家往往会把注意力局限于历史在某一短暂时间内的某一个方面。在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时，历史学家往往会侧重于与其研究领域相切近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例如，大多数经济史家倾向于通过经济和人口因素来分析某一社会的经济发展潜力；军事史家则视战争为社会变化最重要的引擎)⑦。而在本书中，我将探究的是中国历史上某些最具普遍意义的历史型态。我试图展示，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且充满偶然性，但它却仍有方向，并有规律可循。况且，如果像当下许多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将某一社会中相互交错的政治力量、军事力量、意识形态力量和经济力量机械地割裂开来，那么，即便我们对于过去所知越来越多，也仍无法从中积累更多的历史智慧。有鉴于此，本书要做的乃是一项融会性的工作（synthesis），它旨在述中国的历史型态是如何被给定历史时期中社会行动者们的意义性行为（meaning fulactivities）一一而非某种单一的社会力量一一所塑造，尽管这些行为要受到社会中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意识形态力量构成之格局（constellation）的限制，并且，社会行动者们的行为也改变着这些社会力量本身。
说本书同样也是一部社会学作品，是因为本书的分析强调了结构性力量与社会机制对塑造历史发展动态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大部分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往往提出一个或几个具体的经验问题，然后用一个或几个变量抑或机制来分析和解答这些问题。探究宏观结构条件的改变所引发的某些机制的社会重要性及其作用方式的变化，以及人类的意义性行为在这些宏观结构和微观机制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方式的变化中所发挥的作用，则超出了大部分研究的视野。与这些研究形成对比的是，本书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它们涉及中国历史的多个时期与多个面向，其中包括那些与中国历史的宏观历史型态相关的若干问题。本书试图用一个既可以包容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因果关系，又能兼顾历史不确定性的、并具有足够灵活性的单一理论来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⑧。
我无意贬低传统学术研究对历史学和社会学所做的贡献。在当今这样一个解构与知识碎片化的时代，我只愿请读者能够接纳本书所采用的融整体性与辩证性为一体的宏观历史分析方法。我同时也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源自古希腊认识论的核心标准，即一个好的理论应该用尽可能少的解释性工具来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关于这一点，本章最后一节将有详述）。
接下来，我将列举本书试图研究的主要问题，以及试图解释的某些中国历史的主要型态特征。我还将运用本书的理论（下一章将对此详述）提前对几个重要问题予以分析。绪论的最后两节则将阐述本书的研究方法与认识论原则。如果读者对本书的历史叙事部分更感兴趣，可以略过它们不读。
1.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前246一前210）扫灭六国并建立起统一的帝国，宣告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结束。然而，对于春秋的起始年代，学界仍有争论。有些学者会追溯至公元前722 年，也就是《春秋》开篇的鲁隐公元年。但本书的作者遵循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即以公元前 770年为春秋时代的起点。这是因为在该年，周平王（前770一前720年在位）为避犬戎，东迁洛邑。这一事件标志着西周时代的终结。
2.梯利Tilly（1992，第1页）。
3.有关这一概念形形色色的使用，更系统的讨论参见斯坦梅茨Steinmetz（2006，第141-149页）。
4.除非特别指出，本书中出现的欧洲指的就是“西欧”，即从地中海到斯堪的那维亚这一片大陆。在这片大陆上，罗马帝国衰亡后，天主教成为主导性宗教；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工业革命均在这一地区发生。除非绝对必要，当比较中国与欧洲时，我不会特别指出比较的对象具体是哪一个国家。例如，当讨论工业资本主义何以没有在18世纪、19世纪的中国出现这一问题时，我的比较对象是欧洲而不是英格兰，虽然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我的理由是：早期现代欧洲的政治与经济皆是高度竞争且紧密联系的，同时，工业革命是一项世界性的历史事件，不可能完全与发生在欧洲的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等历史发展割裂开来。从中国的视角看，工业革命不单单是英国现象，更是欧洲现象。
5.与大多数研究“冲突”的理论家一样，笔者视竞争为社会冲突的根源。不过，要在现实情境中清晰地区别竞争与冲突的概念是较困难的，原因之一即一个人的价值观会影响他（她）对某一情势究竞是竞争还是冲突的判断。在一个保守主义者眼里的公平竞争，在激进主义者看来，却是掌握着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冲突。即便是一项公平的竞争，在失败的一方看来也往往会是不公平的，从而可能引发冲突。
6.关于“解读”和“解释”的差别，请参见赵鼎新：《解释传统还是解读传统？一一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出路何在》（《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6期，第32一33页）。一一译者
7.本书的第十三章可视为对经济史家所做工作的在经验层面的批判。
8.我的同事安德鲁·艾伯特AndrewAbbott（2011）曾经极具洞察力地讨论了历史社会学家面临的诸多方法论难题。本书采用的方法论和叙述风格可被视为处理这些难题的一种尝试。
研究问题
虽然本书要探讨的问题众多，但欲达成的主要目的只有两个：其一是解释中国为何且如何由秦统一并发展出官僚制帝国①；其二是探讨早在西汉时期就被制度化的政治/文化结构为何有如此强的韧性，以至于长盛不衰并绵延至19世纪，尽管其间经历了人口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种族构成、市场关系、宗教、技术、山川地貌等诸多方面的改变，以及由叛乱或游牧族群人侵所带来的种种变化②。下面，就让我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一一东周一一开始，提出我们的具体问题。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如下几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变化③。在政治领域，一百多个小型的、以宗族关系为基础的城市国家（city-states）转变为控制着广衰领土并拥有选贤任能的官像制度的农业帝国④。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的主要哲学思想，也就是被后世称为儒家、法家、道家的诸子学说已初具维形⑤。在军事领域，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常备军、新式武器，以及博大精深的兵书战策。在经济领域，大规模远程贸易成为常态：繁华的大都市开始出现；货币广泛流通。对某些学者而言，这些引人注目的发展让东周时期的中国与第二个千年时期的欧洲非常相似⑥。然而，这种相似实际上仅仅是一种表象。因为，彼时的欧洲保存了多国体系，实现了代议制政府，且发展出了工业资本主义；而这些在东周时期的中国则无一存在。相反，在东周后期，法家学说成为盛行的国家意识形态，军队日益被国家所掌控，商人无法将财富转换成具有自主性的政治权力。换言之，虽然东周时期的中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政治力量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导致拥有庞大常备军的官僚制农业帝国的崛起。这种现象被黄仁宇称为“政治早熟”⑦。为什么东周时期的中国能在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及经济领域获得如此不同寻常的快速发展？为什么在东周后期，国家权力的主导性地位愈趋增强，并最终催生出军事实力强大的官僚制帝国⑧？秦国为何，又如何能够兼并六国、一匡天下？本书的第三部分将对这三个问题予以解答。
尽管强大的秦帝国拥有令人生畏的军事实力，常备军超过50万人，然而其国祚极短，仅仅统治了15年。始皇帝于公元前210年驾崩，不久秦帝国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在秦亡后的一片战火与混乱中，西汉王朝得以建立⑨。汉立后的70年，儒家学说一一这一成形于公元前6世纪末，但此前从未获得政治主导权的思想传统一一被重塑并尊为国家意识形态。为什么秦帝国虽有虎狼之师，却如此脆弱与速朽？儒家思想又是如何上升为主宰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本书将在第三部分第九章重点讨论这些问题。
秦一统天下后，尤其在西汉时期，中国历史逐渐形成了下述特征，其中的一些是中国所独有的。其一，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帝国体系，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共延续了两千余载。其二，在世界几大文明中，中国的国家传统可以说发展得最为强大。其三，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实行了文官统治（civilianrule）。虽然，文官统治在魏普南北朝（220一581）与晚唐时期严重受挫，但在北宋时它文得以复兴。在整个第二个千年中，除去混乱的王朝过渡期，中国的武将们从未能赢得哪怕是短暂的政治统治权。然而在前现代欧洲，军事将领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掌握着非同寻常的政治力量：文官统治基本上是进入现代才发展起来的。其四，世界上绝大多数帝国都通过军事征服来扩张领，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被游牧和半游牧族群所征服而被动性地成就了领土的拓展，并且，那些马上得天下的征服者们之后又都采纳了儒法国家这一统治模式⑩。其五，帝制中国算得上唯一一个超验性宗教未能在政治领域施加重大影响的世界性文明。同时，强大的帝国政府对多种宗教信仰持以宽容甚至是鼓励的态度（不仅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宗教如此，对民间宗教亦如是）①。最后，与近代欧洲的城市相比，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即使相当大一部分已经高度商业化，却仍然由国家任命的官员管理。因此，商人在整个帝制中国都无法在政治领域担当重要角色。本书也试图解释上述历史型态的起源，并且分析为什么这些型态会在帝制中国出现并且长期持续，尽管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人口、环境、意识形态、经济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本书还要分析其中若干历史型态如何抑制了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发展。
除了上述“宏观/时间性”（macro/temporal）问题外，本书还力图解答众多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型态十分重要的中观/微观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西周王朝时期所出现的城市国家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在东周早期霸主体制下的邦国关系并非传统史家所惯常认为的那样，是由霸权更迭所支配的历史？既然礼仪在古代中国战争中颇为重要，那么，为什么战争礼仪对东周时期某些最重要的战争型态并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为什么先秦思想家发展出了具有高度折衷性（eclectic）的哲学思想②？为什么历史理性主义（即，通过历史先例与“整体/辩证”的视角来评判行动的有效性）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是一种主流的思维模式？这种主流思维模式文导致了怎样的后果？尽管东周时期战争频繁而激烈，但为什么在古代中国③，某种“民族认同”对于塑造精英群体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为什么楚国在东周早期的地位举足轻重，到了后期却雄风不再？为什么齐国在东周后期从来就不曾像史家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超级大国？怎样的环境塑造了游牧族群与定居农耕族群及其政治组织之间的动态关系？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威震欧亚的游牧帝国均出现在中国的北部，而不是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为什么像满人这样一支半游牧部落族群比纯粹的游牧族群更有能力建立一个持久的帝国？为什么我们不应如西方许多史家那样将南宋（1127一1279）、晚明及晚清时期士绅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理解成那种能够削弱儒法国家”的“公共空间”之萌芽？在中华帝国的晚期，一方面人口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官僚机构人员相对较少且数量稳定。在这一情形下，国家如何维持其有效统治？为什么在宋代及其后，中国的民间宗教能挤压佛教与道教这样的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s）而得到充分发展？为什么晚明的非正统儒学思想运动没能摧毁新儒学在中国的思想领域与实践领域中的主导性地位？为什么准噶尔在地缘政治竞争中不敌清王朝（1644一 1911)？
上述的某些问题是与时间/历史变化（temporal/historicalvariation）有关的。为了将历史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融入解释中，我尽可能按照时间线索来展开叙述和分析。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对历史进程存在各种偶然性的敏感，也是为了更好地将本书的分析和论点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从而避免作出时代错置（anachronistic)的结论。
- 一些史学界的朋友对我使用的这类表达方式（另一个例子是“秦征服中国”）提出过异议。我的回应是，为求行文简洁，我们有时不得不诉诸“具体化”（reification）和“转喻”（metonymy）的表述方式一一“具体化”是指我们有时需要“将统一的利益、理性的能力、联合的行动归之于国家、统治阶级，或者处于它们共同管制下的民众”；“转喻”是指我们有时谈论“统治者”或“精英集团”，犹如这些概念代表了一个固定的主体或者“整个决策机构，从而将一系列复杂变动的社会关系还原成一个单一的点”（梯利Tilly1992，第34页）。正如梯利指出，“如果不采用具体化和转的简化模式来进行分析，我们就不可能在欧洲国家形成的复杂过程中辨析出主要的关系”。他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本书的分析。
- 尤锐Pines（2012）将此归因于政治文化。他认为正是“维持帝国运行的具体原则”的持续与发展保证了中华帝国的“长期绵延”。这种具体原则包括：政治大一统的观念、君主制、土人的行为规范，以及处理与地方精英和平民关系的准则。本书无意挑战尤锐的观点，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在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儒法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巩固。
- 下面关于东周历史转型的性质与规模的概述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接受（陆威仪Lewis， 1990，第5页）。
- 在西周和东周早期，宗族是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组织的基础。中国人的“宗族”可被定义为一个父系血缘组织，其成员可以通过一系列明确可考的谱系关系上溯到一个已知的祖先。而对于一个更大的血缘组织类别，其成员相信他们源自一个共同的祖先但其间的谱系关系模糊不可确知，这一组织则可被定义为“氏族”。见罗泰Falkenhausen（2006，第 23页）。
- 用“儒家”、“道家”和“法家”这些概念来指称始于东周时期的各种学说时，显然会引起误会。这些概念的准确含义及其变化将在第六、九与十二章中讨论。
- 许倬云（1965）、VictoriaHui（2005）。还可参见陆威仪Lewis（1990，第6页）对许倬云论述的评论。
- 黄仁宇（1997，第34页）。
- 韦伯Weber（1951，第61一62页）是最早提到战国时期的中国与近代欧洲在“行政理性化” 上具有相似性的学者。
- 刘邦（前256一前195)是西汉王朝的建立者，他在公元前206年称“汉王”。在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击败强敌项羽后，西汉王朝建立。公元8年，王莽（前45一23）废了西汉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建立短命的新朝（9一23），随后东汉王朝（25一220）建立。因此有史学家将西汉王朝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02年至公元8年。由于众多历史事件精确的日期对于本书的分析与观点并不是至关重要的，故多数时候，我对本书使用的历史日期不再会做进一步的讨论。
- 顾立雅Creel（1970，第197页）。
- 民间宗教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一样兴旺，在这些地区，“非零和性的世界宗教”（non-zero sum world religions），如婆罗门教与佛教很发达。不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民间宗教的发展能够挤压世界宗教发展空间的地方。第十二章会给出民间宗教的定义，并详细讨论儒法国家统治下民间宗教发展的问题。
- “折衷性”在本书的含义，请参见第197页注。一一译者
- 在本书中，秦一统之前的中国被称为“古代中国”（ancientChina）或“早期中国”（early China)。
理论与主要观点
下面我将简要叙述对本书分析具有指导作用的宏观历史动态（macro-historicaldynamism）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竞争与竞争结果制度化的辩证互动是历史变迁的根本性动力。在随后的理论章节（第一章）以及本书展开历史分析的章节中，我会对此理论作出进一步完善。本书提出的宏观历史变迁理论基于两个前提：其一，人类是具有竞争性和易于发生冲突的动物；其二，人类个体或集体通过政治、军事、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四个面向的竞争获得主导权。这四个面向，即迈克尔·曼所称的社会权力的四种“理想型”（idealtype）来源，或四种权力资源①。从这两个前提出发，我们可以通过推理得出本书第一章理论中五个最为关键的要点。
第一，历史是累积性发展的（cumulativedevelopmental）。所谓“累积性发展”，我指的是一种促进人类创造与积聚财富的能力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人类为了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竞争中占据上风，就必须发挥工具理性，从而更好地组织起来并更有效率地生产。而且，在军事和（或）经济领域中谋求主导权也会触发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发展。
第二，政治与意识形态权力的性质以及围绕这两种权力竞争所产生的一些特殊性质给了历史发展一种非线性的特性和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发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竞争（这儿指的是“理想型”意义上的竞争）并不依赖效率导向型（efficiency-driven）的物质生产。当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时，社会累积性发展的潜力将会受到抑制。给定社会中政治、意识形态、军事与经济权力四个面向不同的竞争强度、重要程度及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将形塑一个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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